國內外的研究均表明, 兒童期聽力障礙是一種常見的出生缺陷在所有新生兒中, 雙側聽力障礙的發生率約為0.1%-0.3%, 其中重度及極重度聽力障礙約占0.1%[1]。入住重癥監護病房（NICU）的新生兒中，聽力障礙的發生率高達2%-4%[2]。 隨著新生兒聽力篩查工作在全國的廣泛和深入開展，聽力障礙嬰幼兒的“早期發現、早期診斷和早期干預”項目越來越受到重視。而聽力障礙嬰幼兒能否獲得理想和最大限度的效果，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一、早期干預的涵義

早期干預原意是指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為改善處境(經濟和文化等)不利家庭兒童的受教育條件而采取的一種補償教育。目前，其內涵已擴展為對學齡前有發展缺陷可能或已出現發展缺陷的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教育、營養、醫療、心理咨詢、社會服務及家長養育指導等綜合性服務。通過持續而系統的早期干預，使兒童在身體、行為、認知、情緒和社會適應等方面的發展得到改善和提高，為其以后進入普通教育機構或盡可能少的接受特殊教育創造條件[3]。

早期干預是有組織、有目的的在豐富環境中提供刺激的教育訓練活動。聽力障礙嬰幼兒的早期干預是通過這種教育的實施使聾兒學會聆聽、獲得語言，待他們長到學齡階段，可以更好地接受特殊教育或正常兒童的教育。對于確診為聽力障礙的嬰幼兒，醫療機構或康復機構有責任運用多種測聽手段，確切地了解孩子的聽力狀況，根據其聽力損失程度選配適合的助聽器；聽力損失嚴重、戴助聽器無效或效果不明顯的，應盡早進行人工耳蝸植入手術。聽力障礙嬰幼兒獲得聽力改善和聲放大，是聽覺言語及語言學習及訓練的基礎，而康復訓練是一個長期的工作，需要家長及老師有足夠的耐心和信心，并掌握有效的康復訓練方法[4]。因此，采用何種方法以及何時進行早期干預，對患兒的聽覺能力，促進言語及語言發育至關重要。為每一個需要早期干預及康復訓練的患兒制定干預及康復計劃，并運用科學和有效的康復訓練方法，才能使康復效果達到最大化。

二、早期干預的重要性

國內外報道已經證實，聽力損傷的早期發現和早期干預，可以使聽力損傷兒童最大限度地接近和達到正常同齡孩子的言語發育水平[5-6]。人類聽覺系統的發育自降生后即開始，在３個月之內主要為皮層下腦干各級聽覺中樞完成的反射性聽覺反應，在３個月以后由于外周及中樞各級聽覺系統迅速發育，使有意義的聽覺活動得以逐漸發展[7]。人有許多關鍵期，如腦細胞分裂和發育的關鍵期，智力發展的關鍵期，語言發展的關鍵期。在這些關鍵期，必須提供個體某種刺激或某種經驗，否則某種能力或反應就難以形成，或雖能形成但不如關鍵期形成得那么好，所以對嬰幼兒進行早期干預效果最好，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在語言發育最關鍵的2-3歲內不能建立正常的語言學習，最終, 輕者導致言語和語言障礙, 重者導致聾啞。如果能在新生兒早期將聽力障礙及時篩查出來并可使用助聽器等聽力輔助裝置幫助其建立必要的語言刺激環境, 就可使患兒的語言發育不受或少受損害[5]。由此可見早期發現并及時干預對聽力殘疾兒童的康復是極其重要的。進行新生兒聽力篩查可以早期發現先天性聽力損傷。有效的聽力損傷干預和治療，是及時的補救措施。

三、國外聽力障礙嬰幼兒早期干預模式

Jack P.等學者認為，早期干預會有效的促進聽力殘疾兒童的發展，即對送達專業康復機構的兒童，提供有效合理的康復課程，并有針對性的努力，同時注意和兒童家長一起共同對聾兒進行康復、教育[8]。聽力障礙嬰幼兒的早期干預需要衛生與教育、政治與社會緊密結合，需要各學科多邊的合作。在美國等國家，早期干預策略主要包括四種服務模式[9]。第一，以醫院為中心的的服務模式，包括：醫療性養護，寄宿性醫療服務和醫院。第二，結合型服務模式，兒童個體、家庭、群體以及社區相結合。第三，以中心為基礎的服務模式，包括家長—兒童中心，兒童發育中心和特殊早期干預中心。第四，以家庭為依托的服務模式，分為家庭支持、家庭訪視和家庭托幼機構。歐洲國家制定了一個名為嬰幼兒早期聽力檢測及干預（Early hearing detection and intervention, EHDI）的計劃，計劃包括：得到適當的醫療服務，如初級保健，視覺篩選，遺傳服務和咨詢等[10]。

雖然每個國家的康復方法與策略各不相同，但有其共同之處：第一，注重早期篩查的效果。第二，在康復過程中盡可能多的引導家長來參與。第三，嬰幼兒本身的情感對康復效果有著不可忽略的作用。目前，各國聾兒康復教育的發展，正在呈現以下四種主導傾向：早期發現與早期干預的傾向；回歸主流的傾向；整合教育的傾向；全納性教育的傾向。世界范圍的各項特殊教育法規都要求制定出“個別化教育方案”（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lan，IEP）和“個別化家庭服務計劃（individualized family service plan）(IFSP)”，成為了一個共同的發展趨勢[11]。

四、國內聽力障礙嬰幼兒早期干預概況

我國高度重視聽力障礙預防與康復工作，1994年10月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1990年12月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并于2008年4月進行了修訂。與此同時我國政府積極推廣新生兒聽力篩查，在1999年，我國衛生部、中殘聯等十個部、局在確定全國“愛耳日”的通知中，明確要求“把新生兒聽力篩查納入婦幼保健的常規檢查項目”。 2004年12月我國衛生部頒布[2004]439號文件，正式將“新生兒聽力篩查技術規范”納入《新生兒疾病篩查技術規范》。這一系列的工作使全民預防聽力障礙的意識得以大幅度的提高，對于嬰幼兒聽力的關注也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2007年12月我國政府頒布了《全國聽力障礙預防與康復規劃（2007-2015年）》，提出在2015年實現“人人享有康復服務”的目標，此后，國內各大省市制定和頒布了各自的干預目標和規劃，積極宣傳和普及聽力障礙預防及康復知識，大力開展聾兒康復訓練，顯著改善了聽力障礙患兒的早期干預及康復服務狀況。

2006年4月，全國殘疾人康復工作辦公室聾兒康復協調組委托中國聾兒康復研究中心聘請國內知名專家學者，結合聽力損失兒童早期康復教育的專業特點和實踐經驗制定、制定和頒布了《聾兒早期康復教育指導綱要（試行）》。該《綱要》包括“總則”、“康復教育內容與要求”、“組織與實施”和“康復教育評價”四大項基本內容，指明了聽力損失兒童早期康復教育地位與作用，明確了適用的對象范圍及所應承擔的責任，規定了聽力損失兒童早期康復教育的目標、內容、方法與實施原則[11]，為早期干預康復提供了理論依據。

五、聽力障礙嬰幼兒早期干預原則

嬰幼兒的早期干預策略應包括從新生兒聽力篩查，聽力診斷，到助聽裝置選配，再到早期聽力言語康復的一系列工作范疇。對于聽力障礙的患兒而言，首要的干預目的是改善聽力和實施聲放大。即采用藥物、手術、助聽器及人工耳蝸植入等手段使其聽力得到改善和聲放大。中耳炎或其他原因引起的急性聽力損失，可采用藥物治療，中耳炎反復發作，保守治療3個月以上無效，或外中耳畸形的患兒，需要考慮手術治療；確診為雙側永久性聽力損失的患兒，需選配戴合適的助聽器。佩戴助聽器無效的雙側重度或極重度感音神經性聽力損失者，擇期實施人工耳蝸植入手術，以達到早期改善聽力的目的。

我們建議，對于確診為重度或極重度聾感音神經性聽力損失的患兒，4個月即可開始佩戴助聽器，采用多感官（視聽觸結合）刺激的培訓方法，培養其聽覺的察覺和感知能力。經過1.5—2個月左右的訓練，進行小兒行為聽力測試后，進行助聽器調試，調試后繼續進行聽能和言語的康復訓練。確診為中度聽力損失的患兒，6個月開始佩戴助聽器，同樣也采用多感官刺激的視聽觸結合模式培訓為主要方法，培訓其對聲音感知和尋找聲音的能力，經過1-1.5個月的訓練，經小兒行為測聽后進行助聽器調試，調試后繼續訓練；輕度或部分中度聽力損失的患兒，隨訪至8-10個月，確定為永久性聽力損失后，建議佩戴助聽器，這是主要采用視聽結合模式的培訓方法，對小兒進行尋找聲音和認識聲音的能力的培訓，同樣也是經過小兒行為測聽后，調試助聽器并訓練。一般建議至少3個月內，復測一次聽力。對于康復訓練效果欠佳的重度或極重度聾感音神經性聽力損失患兒，建議1歲左右進行人工耳蝸植入手術，術后繼續進行聽覺言語康復訓練。輕度或部分中度聽力損失患兒，建議家長在隨訪期間采用語聲放大，盡力使患兒感受到聲音的刺激。屬于傳導性聽力損失的患兒，根據實際情況，采用藥物或手術的方法進行干預和治療[12]。

總之，早期干預的原則，首要任務是采用語聲放大、藥物、手術、助聽器及人工耳蝸植入手術等方法，使聽力障礙嬰幼兒獲得聽力改善和聲放大，使其聽到聲音；其次是采用科學和有效的聽覺言語康復及訓練方法，使其聽懂聲音，學會說活。最后使他們獲得最大限度的言語交流，回歸到主流社會。這一系列艱巨的工作，需要廣大聽力學家和聽力康復工作者來共同協作完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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